忍冬评论/克里斯韦伯

  唐高宗显庆五年（公元660年），唐神丘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率军渡海灭百济，生俘百济义慈王，在百济故土建立了大唐熊津都督府，对高句丽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，从大业七年（公元605年）隋炀帝出兵征辽起，断断续续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征辽之役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然而，苏定方刚刚将百济王室献俘于长安，百济就烽烟四起，王室疏宗鬼室福信与僧人道琛从倭国迎回为质的王子扶余丰璋，发动了复国运动，倭人也乘机出兵半岛，企图恢复“任那四郡”的故土，而接任熊津都督的名将王文度刚下船就暴病而亡，而盟友新罗态度暧昧，唐在百济的统治岌岌可危。在此危急存亡的关头，来自千年后的穿越者王文佐挽狂澜于既倒，完成了隋唐数代君主的夙愿，报数十万中原子弟父兄之仇，将海东之地化为大唐疆土，而这一切仅仅是开始，天下走向了另外一条路。